“永远不被拒绝，永远不被真实的人伤害，永远不需要等待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回应，不再相信也不再期待"，这也许就是王钦所谓的“关系性贫困"。援交少女在90年代的日本成为话题性的存在，而福利姬在20年代的中国成为话题性的存在，这个时候讨论这种话题也不晚。（完）

而援交少女们也并不只是单纯的“可触摸的美少女游戏"与“真人主播"相结合的存在，塑造她们的彻底的“此一性"的乃是她们的“圈子"。不管是与厕妹餐券交织的年轻援交妹（营业与日常生活各半，甚至后者占比更高），还是纯营业的网黄（她们也有姐妹圈子，还会互相介绍客人，甚至开直播“选妃"），她们都有自己的“圈子"或者说共同体。但与传统风俗业的不同在于她们都成了“个体户"了。其原型乃是onlyfans
我并不意在把这些现象和人群归到某种“系谱"或者“历史"当中，而只是提出一种思考的方式，一种整理这些现象的分类法。柄谷行人是这样教我的：既不思考同一，也不思考差异，反倒要思考高度同一中始终无法排除的微小差异。（3）

这样就存在反复横跳的灵活性：反复切换角色的不是主播而是观众。渴求享乐时就扮演gachi上头刷弹幕打钱，坚持展演=自我的绝对行为主义立场狠狠入脑；热情消退时就回归中之人=皮套狗的身心二元论。这些人既消费设定，又享受设定的崩坏。这样就能“永远不被（真实的人）伤害"。
而大手子们把vtb称作荧幕风俗业（据说出自传奇清楚系vtb神楽mea之口）或者电子卖春/卖笑的也是无意切中了这个症候。因为在vtb的一旁还存在着不搞皮套直球追求援助交际（金主爸爸/妈妈）的边缘少女们。一部分打钱乃至线下的门槛哥可能并不是真的非自愿单身，而只是享受这种打钱就有小女孩陪聊几小时的简单直接的反馈通路。（2）

我维护bluesky环境的微小贡献：除了互关，谁转我推我b谁。不管你说的好赖话。尤其是这种会自己主动跳脸犯贱的👋

缺乏政治空间的坏处是无法政治化为一个主体，好处是无法被政治化为一个对象。

还以为开发了像素风游戏，码打的太艺术

打扮的那么女性化，将来怎么讨老婆呢？至于女同性恋，合法不合法化都会被当成一盘菜，只要你还有子宫。只不过婚姻合法化会让女同在被性侵时多一道法律保障而已：假定法庭认定你作为女同性恋是案情之一，那任何男性对你的侵犯都必然从逻辑上是有罪的，不可能再以情感纠纷作为辩护理由。这也是近年来侄女姐们纷纷微双的无意识的一部分：还没有坐稳奴隶地位的就去撩女同，坐稳了奴隶地位的就当爱男姐。总之，在礼法秩序和男男平等的双重规制下，L、G、B、T的处境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有时候能短暂的联合，那是因为外界的压力增加，不得不齐心反对大教堂的缘故。但有识之士应该提早认识到这里面的裂隙，并且想出新的团结意识形态。

由此观之逆转裁判的革命性比我想的还要大🤣

既然据说是文本上以“求真”（探究案件真相）为极致的推理小说与现实中唯一“公认”能给出最大公约数真相的法庭都只能以强制力构造事实，那么，谣言的事实性也的确似乎无关紧要起来了。起作用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在场所有人对事实的种种观念/执念。

已有的线索也照样可以给出多重解答（《毒巧克力命案》与《彩虹牙刷》的终章）。此外，如果将侦探小说视作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自足的文本，则任何证据与线索均可在逻辑上进行无限拷问。侦探严格来说不可能确认线索的真伪，强令某某证据为真的，不是证据本身，而是作者的写作意志。

所以，“推理小说的真相只能在小说之外被给予”。就此而言，现实中的刑事案件，其事实由法庭构造，其真相由法庭认定，而支持法庭构造事实的证据实际不论真伪，只论合法与否。这相当于是以一种认定仪式给出“公认的事实”，决定何谓事实的不是刑警、检察官或法官，而是法庭。而此事实“公”的范围也取决于共同体的正当性被承认的边界…（2）

也许是因为本书的一切谜题都围绕着身体展开。身体从一开始纯粹形式上引出谜题的intro，到指向他者的符号（指出凶手的物证），再到后来成为叙述性诡计的核心，并且最终章所给出的是暧昧不明的四重解答。这个向外运动又向身体本身折返的过程，以及最后的暧昧不明都让早坂吝的情色推理不可能是一种类型文学，而是一种把身体和自我“推理小说化”的实验。推理化有两种极端发展：寻求逻辑上唯一的解答和制造形式上多重的解答。本格是前者，新本格是后者。

海珠区工人则不同。广州的中小工厂当然没有能力兴建专门的厂区宿舍。他们也不需要宿舍。因为广州的城中村已经以社会主义土地制度遗产的形式馈赠了广州这座城市二十年，使得它能够得天独厚地吸收大量廉价到别具一格的劳动力（廉租房低廉的租金对劳动力商品的廉价起到了核心作用），从而有资格承接大量来自华侨和官倒的资本投入，坐稳了超额剩余价值汲取的头把交椅，成为当之无愧的改革闯将、开放先锋。可是，这一制度优越性在迎面撞向防疫隔离体制以后就晕头转向了。因为工人如果要工作，势必要在城中村住房与厂区之间以天为周期地流动，而政府又不可能把城中村划分到社会面之外。（7）

但富士康厂区既处于“社会面”之外（在这里，我提请大家注意郑州市政府对引进富士康、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以积极创造就业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这当然也包括以默许的或者半配合的态度维持了富士康在严格防疫中的正常生产（“有序复工复产”！谁还记得这是2022年中“九不准”提出时就有的口号？）。所以富士康之内的大量感染都可以不算做“社会面清零”的一部分），而工人的工作始终处在厂区之内，他们于是就不会与那些以“限制流动性”为主要目的的防疫举措产生冲突了。因为他们不需要流动性，他们需要的是身体健康——当然，这是以知道自己能够按合同拿到支持生活所需的足额月薪为前提的。（6）

富士康工人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工厂宿舍环境中安心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尽管它近年稳健地步入季节性雇工的“灵活用工”阶段，但是，富士康作为全球手机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注定能接到稳定的大额订单。这与朝不保夕的城中村日/周结工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工作场所是订单主要来自国内，淡旺季明显且容易青黄不接的中小纺织/成衣厂，而他们又集中居住在城中村的廉租房。

于是，截然不同的工资形态，以及它背后所指向的不同的工作场所与雇佣劳动形式，决定了富士康工人与海珠区工人对防疫封控体制的不同态度：防疫的核心措施，在2022年下半年已经发展为“限制社会面的人口流动”（5）

而对城中村工人来说呢，他们却要求的是解封。他们要冲出楼门，砸开铁皮，推倒隔离带，上街打碎防爆盾。这也是海珠区暴动比富士康的工人逃亡更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因为海珠区的工人扮演了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与国家机器暴力对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
但是，还是让我们先把这些帽子放在一边吧。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诉求上的差异呢？为什么富士康的工人愤怒于防疫的“不够”，而海珠区的工人愤怒雨防疫的“过头”呢？我认为，这首先是由他们工作的场所和劳动形式所决定的。这种差异最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工资形式上：富士康工人是拿月薪的，而海珠区工人则大多是日结工（4）